回顧我的一生，我覺得我的事業很大程度受益于給我人生帶來很大影響的F．W．桑德森（Sanderson），這位昂德爾公學校（Oundle School）校長和他對我的忠告——“要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和“要找到能激勵自己去執著追求的東西”。

——李約瑟  1990．9．4

關于中國和中國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紀科學、技術和醫學史上的作用，在過去30年間，經歷過一場名副其實的新知識和新理解的爆炸。對中國人來說，這確實應該是一個理所當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因為中國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類方面，很早就躋身于全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了。”

——李約瑟  1990

寫的東西不算少，好壞自己亦不明，

但有虔誠一點心，愿為世界開太平。

——李約瑟  自詠詩

我不認為現代科學一定要走它既定的路線，但這個自17世紀以來所發展出來的模式，似乎要照傳統路線繼續走一個時期，看不出會發生任何基本性的變革。我倒想到一點，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可能發生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在非常奇特的基本粒子方面，沒有人能了解這一點。17世紀以來的傳統科學方法，可能不足以處斷基本粒子的問題。在不久以前，我們已經見到兩個中國人，因為對宇稱守恒律的研究而得了諾貝爾獎，我倒不否定，他們在開始時或者得自某些中國思想的成分。

李約瑟  1969年

對李約瑟的認識

60年代初，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學讀書。由于喜歡中國古代的數學史——主要是受李儼的書影響，我盡量想找有關這方面的材料。但由于南洋大學當時才創立7年的時間，圖書館的藏書并不豐富，有很多想看的書籍不容易找到。

很自然地，我去找歷史較久、在殖民時代就成立的馬來亞大學的圖書館。每個周末離開美麗的“云南園”回到市區，我會中途在武居知馬路的馬來亞大學車站下車，然后進入圖書館去找書看。

有一天，我發現那里有一本算是新書，還沒有人借閱過的叫《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三卷。這里有講中國古代數學、天文、地理及地質學。作者是Joseph Needham，合作者是Wang Ling。這時驚喜若狂，以后我常常去那里翻閱此書，坐在冷氣開得很強的圖書館里（當時新加坡空調還并不普遍），而我常常連午飯也沒有吃，看到快要傍晚才回家。一走出館外，熱帶的濕熱空氣，使我開始感冒，而手腳冰冷，走起路來頭重腳輕，肚子因整天沒吃東西而胃有些難受，可是滿心欣喜。他的書把我帶到了古代的社會，看到先民在數學上有這么輝煌的貢獻和成就，我感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后裔而驕傲。

新加坡由于一百多年英國的殖民統治，雖然小島上大部分是華裔，長期殖民奴化思想的影響，“崇洋抑華”的思想很普遍。曾經在創辦南洋大學付出許多心血的潘受老先生，在南洋大學后來關閉，美麗的云南園荒蕪涼亭殘壞時，感慨地寫了這樣的七絕：

“虎倒龍顛抑塞才，物鳴總有不平哀。

要知下天原無路，路是人人踏出來。”

“嬌鶯言語蟹文章，數典何妨祖可忘。

金碧黯然圖籍散，我馀及吊魯靈光。”

能看到一個英國人能公正的介紹中國的文明，中肯的肯定中國民族在歷史起過的先進作用，這和我當時見到許多人“恥為中國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樣。

60年代末到了加拿大留學。在國際方面，中蘇由1963年爆發的對于思想意識方面的大論戰，演變到了1969年在珍寶島上干戈相見流血沖突。我的一些東歐來加拿大作研究的朋友卻興高采烈，希望這兩個共產主義集團的巨人，自相殘殺，兩敗俱傷，那么他們的國家就可以脫離蘇聯的控制。

這時我讀到李約瑟教授寫給《泰晤士報》的信：

“編輯先生：

中國政府在3月12日就中蘇邊界事件所發表的聲明，詳細而且重要，但英國報界卻不大重視。這個聲明附有烏蘇里江的地圖，列有一條分界線，指明蘇聯境內的若干島嶼，以及中國境內包括珍寶島在內的其他島嶼。

地圖還附錄了帝俄沙皇敲詐大清帝國的條約文件。借著這些1858及1860年條約，帝俄霸占了東北大部分地區及邊界的土地。即使依據1860年的《北京條約》，珍寶島也無可爭議地是中國的領土。

自1949年以來，中國與阿富汗、緬甸、巴基斯坦、尼泊爾、外蒙古，對困難重重及錯綜復雜的邊界問題，成功地達成了協議，在大多數情形下，作了慷慨的讓步，并放棄了舊中國政府所一向堅持的要求。

在同樣目的及運用同樣原則下，中國亦于1964年與蘇聯展開協商。中國聲稱愿意以 1858年及 1860年的條約為基礎，確立整個邊界線的劃分。可是，據中國方面說，蘇聯拒絕以這些疆界為基礎來談判。

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大量文章至目前為止，竟都有一特點，就是提不出文件來佐證。因此《泰晤士報》的讀者，在進一步研究史實之前，在目前要下誰是誰非的判斷，就似應特別審慎了。

你忠實的

李約瑟

英中了解協會”

我才知道李約瑟是英中了解協會的會長，在這國際形勢惡劣的關頭，他站出來為中國講話。就像他在年青時來到中國，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蠶食中國大片河山，由于抗戰，社會經濟惡劣，人民生活困難，作為“英國文化科學赴中國使團”（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的成員，他為中國科學家雪中送炭提供許多珍貴的資料，在英國雜志寫文章介紹中國抗戰的情形。

70年代我居住在法國，有一天在法國的巴黎圖書館看到一本1947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戰時中國之科學》由李約瑟著，徐賢恭、劉建康兩人譯的書，里面是他在1943年在中國的演講稿及為英國《自然科學雜志》（Natural Science）所寫的文章，從中知道他在華的活動。

讀到他在1942年2月在重慶“中國農業協會”談“中西科學與農業”，他問：農業科學在英、美、蘇這些工業國家有很大的發展，而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農業國家，為什么在中國農業科學沒有發展呢？他說中國農人最初比西方農人先進，歐洲農人用木犁頭時，中國農人已用鐵犁頭了，但后來歐洲人開始用鋼犁頭，中國農人反而落后，其中一定有一些道理存在，他作了一些探索和理解。

他說西方科技發達是由于歐洲商人得勢，封建主義衰退資本主義即代替興起，資本為商人蓄積再投入工業上，即變為工業資本主義。而在中國卻由于亞細亞官僚政治取代了資本主義，因此阻礙了農業科學的發展。

他斷言如果天氣、地理、社會經濟幾個因素，在中國和西方一樣，而西方有和中國同樣的情形，那么近代科學恐怕會發生在中國而不是西方。而西方人將要學習象形、會意的中國文字來承繼近代科學，正像現在的中國學術界人士必須學習西方語言一樣。

他認為近代科學自然是絕對國際性，中西科學家并沒有什么區別可說，他說他常恨“外國科學”這句話，不能忍受那種套詞。科學是你我所共同享有的，莊子與希臘哲學家亞拿薩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08），朱熹與意大利的達文西有什么區別？世界上并無外國科學和中國科學之分別，只有一種國際性人類科學——這是我們所公有的。

將來只有一種可能的途徑，在那個途徑上面，人類可借合作與團結以求進步。科學一體，終有一日全人類將要包容于這個一體政治之下，中國人民和西方人民在那共同事業上應如兄弟般互助合作，共同努力。

后來在巴黎的一個國際科學史會議上，我總算見到這位懷有中國古人所夢想的“大同世界”的我敬愛的科學家。當時他身材蠻高，可是由于長年伏案工作，他的背有些駝，而最讓我吃驚的是他的古文根基很好，能看能寫一些文言文，當時他建議我去看一本奇書《周易參同契》，他說這不止是可當作化學古籍來看，也可以當作一本養生的書來讀。

由于我年輕時只興趣數學，自己覺得生命有限，有許多要做的事，可能這一生短暫的生命都做不完，因此雖然他的建議是不錯，我卻沒有聽他的話花時間去看這書。

后來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參加由倫敦數學學會主辦的會議，當局安排參加會議的人士去參觀劍橋大學，晚上，還要趕到莎士比亞的故居去看莎士比亞的話劇“仲夏夜之夢”（Mid-mummer Night），本想到劍橋時去參觀他的研究所，看看他工作的環境，但由于時間短促而且集體行動，個人不好中途跑掉，只好作罷。

當時我有一個夢想，希望以后能和他一起工作繼續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部分擴充。當時我是覺得我應先在數學研究做工作，等年紀大了思想較成熟才來做這科學史的研究工作，在這之前我應該在歷史和語文上充實自己打好基礎。

我忘記了歲月不饒人，他年紀已大了，雖然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身體很健朗靈活，頭腦很清醒，可惜人會衰老，他后來患了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在1995年3月23日中風， 24日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