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jīng)典之一,西漢初稱《左氏春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或稱《春秋古文》（《史記·吳世家》）。西漢末年劉歆所見到的則稱“古文《春秋左氏傳》”，《左傳》就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劉歆認為《左傳》是傳《春秋》的，所以他就拿傳文去解經(jīng),使之互相說明。在漢代,《春秋》與《左傳》本來是各自單行的，晉代杜預在劉歆、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把“經(jīng)”（《春秋》）與“傳”（《左傳》）按紀年合并到一起成為一部書，而加以系統(tǒng)解釋，這就是《春秋經(jīng)傳集解》。六朝人書《左傳》

　　關于《左傳》的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左丘明。唐代趙匡首先懷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進一步提出：“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他還提出《左傳》作者可能是吳起。還有人主張為劉歆所作的，不過這些懷疑之說都沒有充分根據(jù)。

　　關于左丘明的記載最早見于《論語·公冶長》。唐孔穎達認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傳序疏》）。清代朱□尊認為左丘為復姓（《經(jīng)義考》）。清代俞正燮又認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類稿·左邱明子孫姓氏論》）。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詳。《孔子家語·觀周篇》說：“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jīng),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未知所據(jù)。不過一般論者據(jù)《左傳》所記事實，都認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劉叔剛刻本《春秋左傳注疏》

　　《左傳》的寫作年代,至今沒有定論,清代崔述根據(jù)書中文風及記事繁簡分析,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zhàn)國后人也”（《洙泗考信錄·余錄》）。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則據(jù)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左氏不必盡信》條說:“左氏預斷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驗,孝公后概無征，則左氏時代從可推斷。”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因而推測：成書在公元前403年魏斯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張作《左傳》的左丘明與孔子所見過的左丘明為兩個人。

　　《左傳》記事基本以《春秋》所載魯十二公為次序，但在魯隱公元年之前，有魯惠公生魯隱公及隱公即位的說明；魯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錄了魯?shù)抗�四年至十四年晉國知伯被殺之事。全書內容包括聘問、會盟、征伐、搜狩、城筑、婚喪、篡弒、族滅、出亡等。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下，記錄了諸侯、卿大夫的活動，并把筆觸深入到商賈、卜者、刺客、樂師、妾媵、百工、皂隸等階層；通過對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業(yè)盛衰的敘寫，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錯綜復雜的角逐；而對魯季孫氏、齊田成子、晉國韓、趙、魏諸卿與公室的矛盾,鄭子產(chǎn)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會內部的變革及其趨向。

　　左氏在敘事中敢于直書不諱，帶有鮮明的傾向性。他往往以“禮也”、“非禮也”作為對人物的評判，表現(xiàn)了保守的倫理觀念,但總的說來,是非、愛憎觀念和歷史觀還是比較進步的。例如書中既肯定霸主的歷史功績，又不避諱齊桓公好內多寵與公子重耳的貪圖安逸。又如敘“晉靈公不君”（宣二年）、陳靈公“衷其祀服，以戲于朝”（宣九年）、齊莊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勝與鄔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過富有特征的細節(jié)描寫，把統(tǒng)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惡污穢揭露無遺。而忠良機智的晏嬰、剛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遠見的子產(chǎn)等人，則被作為系國之安危的人物來加以肯定和贊揚。書中還貫穿著適應當時歷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觀點。這種觀點通過隨季梁（桓六年）、宋司馬子魚(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晉師曠論衛(wèi)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產(chǎn)為政（襄二十五年），韓獻子論欒武子報楚（成十五年），齊晏嬰、晉叔向論齊晉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論撫民（昭十九年），逢滑對陳懷公（哀元年）等，都強調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軍事斗爭中的作用，從而得出“國將興，聽于民”的結論。這里表現(xiàn)了作者進步的思想傾向。

　　前人評說“左氏艷而富”（范寧《□梁傳序》），“《春秋》謹嚴，《左氏》浮夸”（韓愈《進學解》），這正表明《左傳》在文學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強。從《春秋》只作大事記式的記錄，到《左傳》中出現(xiàn)戲劇性的故事情節(jié)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歷史散文的一大進步。如隱公元年記“鄭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開端、發(fā)展、高潮、結局有組織、有層次地加以敘述,表現(xiàn)了鄭伯的狡詐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釀禍，概括了鄭國統(tǒng)治集團內部幾十年斗爭的歷史。莊公八年齊連稱管至父之亂、宣公二年趙盾諫晉靈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難等，都寫得有聲有色。從中既可看到歷史的進程，又可看到出現(xiàn)于歷史舞臺上的人物的舉動神情。把歷史的真實性、傾向的鮮明性、表達的形象性結合起來，通過具體的人物活動去展現(xiàn)歷史畫面，創(chuàng)立了中國歷史撰述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后世史傳文學的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敘寫戰(zhàn)爭是《左傳》的所長。全書寫軍事行動400多次，其中以晉楚城濮之戰(zhàn)（僖二十八年）、秦晉□之戰(zhàn)（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晉楚□之戰(zhàn)（宣十二年）、齊晉□之戰(zhàn)（成公二年）、晉楚鄢陵之戰(zhàn)(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戰(zhàn)役最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戰(zhàn)役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寫戰(zhàn)場交鋒多用略筆，戰(zhàn)爭之起因、戰(zhàn)前的策劃及戰(zhàn)后的影響則詳寫，把戰(zhàn)爭的勝負與參戰(zhàn)國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將帥的品格等因素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寫出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左傳》敘述戰(zhàn)爭尤其講究謀篇。短篇如齊魯長勺之戰(zhàn)（莊公十年）先略敘魯師得勝，而后詳敘曹劌論其所以勝，由表及里，詳略得宜。中篇如秦晉□之戰(zhàn)寫蹇叔哭而送師，有先見之明,穆公哭而迎師，知錯能改,一首一尾遙相呼應。長篇如晉楚城濮之戰(zhàn)，標出“取威定霸”為綱，文隨戰(zhàn)機，時緊時緩，幾開幾合，使情勢波瀾起伏，跌宕多姿，最終以周王冊命晉文定霸作結。這些都是鮮明的例證。作者還常常在激烈緊張的戰(zhàn)爭氣氛中，插入生動有趣的細節(jié)，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獻、下車免胄、執(zhí)□犒師等，顯得優(yōu)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說：“夫記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傳》。”

　　應對辭令也是《左傳》中富有文學意味的一個部分。當時諸侯國往來頻繁，使臣是否善于辭令，不但關系到個人榮辱，并且關系到國家安危。書中如“陰飴甥答秦伯之問”（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王孫滿論鼎之輕重”（宣公三年）、“賓媚人責晉”（成公二年）、“知□對楚王問”（成公三年）、“戎子駒支責晉于朝”（襄公十四年）、“子產(chǎn)論毀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記述辭令，無不曲折縝密，委婉盡致,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劉知幾《史通》說,《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劉熙載認為：“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藝概·文概》）可見其語言精要已成為歷代楷模。此外,作者運筆靈活多變,如“秦晉嬴之戰(zhàn)”中寫文嬴請釋秦囚，先軫怒，“不顧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寫楚子拊軍，“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如“晉楚□之戰(zhàn)”寫晉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晉兵脫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晉兵解嘲說：“吾不如大國之數(shù)奔也”。這些描寫，或細膩，或夸張，或詼諧風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傳》對后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漢司馬遷發(fā)展了《左傳》的傳統(tǒng)，寫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記》。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僅內容上與之相接續(xù),體裁、手法亦以之為法。宋人對“《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jù)鞍間,與對卷無異”（陸游《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現(xiàn)存《左傳》注本最早的為晉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兩部。清有顧炎武的《左傳杜注補正》、惠棟的《左傳補注》、洪亮吉的《春秋左傳詁》，近人有劉文淇的《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今人楊伯峻《春秋左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