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散文流派。當桐城派散文在文壇影響極盛之際，陽湖文人惲敬、李兆洛，武進文人張惠言（陽湖、武進二縣皆屬今江蘇常州），接受桐城派影響的同時，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張，世稱陽湖派。

　　惲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蘇洵的文章，李兆洛、張惠言本治漢賦和駢文。他們接受桐城派的主張，致力于唐、宋古文，但張、李又主張文章要合駢、散兩體之長；惲敬又主張兼學諸子百家。惲敬說：“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對桐城派作者有不滿,如評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上曹儷生侍郎書》），評劉大□文“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大云山房言事》)，評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論”（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較駁雜和矜飾的缺點，不如桐城派那樣雅潔自然。陽湖派的主張，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并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于惲敬、張惠言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