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而得名。

　　曾國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畫像記》，列桐城派古文創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謂“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又作《歐陽生文集》序，宣揚桐城派古文，敘述桐城派的源流和眾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還歷稱各處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為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圣無法”（李詳《論桐城派》）。這樣，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個“中興”的局面。

　　但是，曾國藩本人實非桐城派的忠實信徒，當時他的幕府賓客瀏陽縣學教諭吳敏樹已指出曾國藩并不“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與□岑論文派書》）；曾國藩亦自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塵”。又說：“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則顯示了他的文章與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簡樸”的作風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頗為贊賞清中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孫鼎臣、周壽昌等駢文家,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并無美詞，而感傷“天游、齊燾輩宏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他贊賞“為文務閎麗”，而對桐城派古文無大興趣，確是事實。

　　曾國藩編選《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摒棄經史的缺陷，擴大了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是通達的；而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于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加以“經濟”一條，使古文反映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更實際有用了。這就使桐城派古文從局促迂緩的狹小天地里解脫出來而應時向前發展。因此，曾國藩古文實繼承并發展了桐城派,而開創了“湘鄉派”。晚清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后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于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

　　湘鄉派矯正桐城派專在文詞上洗刷求雅潔，而掩飾內容的空虛，確是應當肯定的。曾國藩亦指出“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此當指桐城派古文。因為說理則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壞清淡簡樸的風格。可見湘鄉派比桐城派要前進，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學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國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創建湘鄉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國藩手里，變為湘鄉派古文，成為宣傳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更為適應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