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其書作者說法大致有四種：一、明代黃佐《廣州人物傳》十，明末諸生屈大均《廣東新語》十一，清代惲敬《大云山房記》二，都以為作者應是宋末區適子；二、清代邵晉涵詩：“讀得貞黎三字訓”，自注：“《三字經》，南海黎貞撰。”據此以為《三字經》為明代黎貞撰；三、或者又有區適子所撰，黎貞增廣之說；四、世傳王應麟撰，王應麟（1223—1296），南宋學者，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學紺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經》作者自先生（王應麟），因取文熟復焉，而嘆其要而該也。”清代賀興思《〈三字經〉注解備要敘》：“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經》一出，海內外子弟之發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確認為《三字經》是王應麟所撰。一般來說，《三字經》作者應為王應麟。

　　《三字經》具有識字、廣見聞和灌輸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即傳授知識與封建政治思想教育雙重功能。書中文筆自然流暢，樸實無華，深入淺出，情真意切。此書中有段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華五千年歷史的變遷，歷來備受贊譽。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俗稱“三百千”，而《三字經》后來居上。這里的“居上”殆源于數字順序，未必便是根據三書之內容與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實上，綜其覆蓋讀者之廣、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傳時間之久觀而言，《三字經》在中國古代蒙書教材中，不能不說是影響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書。

　　巍哉，《三字經》堪稱“蒙學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