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師問：“你們誰是值日生？你們知道今天的衛生幾分嗎？才2.5分。值日生把手舉起來！”恰好，我正好是今天的值日生。我問心無愧地高高舉起手來。老師又問：“今天，誰沒做值日？”“蔣斌健，而且是組長。”某些同學回答。老師說：“既然這樣的話，組員罰做這個星期，組長只罰一天。”

　　下課后，我到辦公室去問了問老師為什么？老師回答：“既然你們知道做值日生，那又為什么做得那么差？”我想了很久，想和老師進行一場論述。我還為自己設計了一套完美辯護詞。我作為組員，也就是原告方的律師，老師則是組長的律師，因為其余的組員都極為憤怒老師的這種做法，強烈反對老師的這種思想。所以，組員們要求我做他們的律師進行上訴。

　　現在論述開始，“現在開庭，”“請被告方上述控詞。”法官說。我開始辯護了。“我要求被告方收回罰做值日生一星期的命令，”“并且撤消蔣斌健為組長，”老師說：“不可以，絕對不可以。組長蔣斌健沒有盡到一個組長應盡的義務，而一個組長應盡的義務是什么呢？是管理和指揮操縱一個組的組員。可是，他并沒有盡到這些職責，沒有直接性的與2.5分這個分數握手。我罰他一天是為了補償今天的值日生。我自認為我罰得公私分明。但收回罰原告方做值日生更是不可以。我不說大家也明白，導致2.5分這個分數的罪魁禍首難道不是原告方嗎？謝謝，謝謝法官大人。我的辯護完了。”

　　頓時，場下掌聲不斷。“肅靜肅靜。請被告方律師辯護，”

　　我說：“組長蔣斌健犯了玩忽職守罪，假如一艘輪船失去了掌舵手的話，那么這艘船將面臨嚴峻的生死考驗，就好比一只沒頭的蒼蠅。同樣一個道理，一個組失去組長，你說今天搞成7.5分的原因是什么？是失去了組長，失去了方向盤！所以，我請法庭判被告玩忽職守罪。并且我這有份資料能說明一切問題。據資料的顯示，蔣斌健有時不做作業，并不是很自覺，當然，人是會變的，可是畢竟他現在還沒有變，一個沒有自覺能力的人，換句話來說，就是一個沒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哪里來管理他人的能力？這又能說明當初選他做組長的人本身就有問題，那人就是現在坐在被告律師席上的辯護律師，被告律師犯了失職罪。因而，我方應無罪釋放。被告方將承受法律的判決。

　　”現在休庭“，法官大人宣布。上半場庭審結束了。下半場誰也不會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