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學是傳統“小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周代的學校分國學與鄉學，其中包括小學與大學。8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并學習“九數”，這兩門相當于今天的語文和數學。15歲入大學，主要學習禮、樂和射、馭。秦始皇初兼天下，講求實用技術，燒毀經書，并有很嚴厲的“挾書令”——除幕府外，民間不能私自藏書。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需要將先秦經典發掘出來，于是有了經今古文之爭。今文經是當時儒生口述記載，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撰寫，古文經是修孔子宅時由壁中尋到的，用戰國古文字記載。漢代設立太學，并立博士，儒家經典詩、書、易、禮、春秋遂成為太學教材，解經成為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事宜。

　　漢字是表意文字，古文經學家是利用漢字的字形來證實經典的意義，從而還原歷史，解讀經意。這就產生了將漢字形音義統一而整理典籍的“小學”。這里的“小學”不是小學問，在當時是大學問。因為它和經典捆綁在一起，是經學的一個部分，所以漢代就有人提出不可把它“降在小學”。隋唐時期文化尊漢代，將“小學”明確分為文字（形）、音韻（音）、訓詁（義）三門。因為它以解讀經典為宗旨，所以訓詁學是三者的出發點，又是三者的落腳點。東漢許慎盡20年之力，作了一部《說文解字》，系統總結了漢字的表意特點，把文字和經典具體結合，也把文字訓詁學引向科學。

　　訓詁學是解讀經典的工具，它有三個基本方法：一個是以形索義，也就是利用漢字的表意性來解釋古代典籍。例如，我們常常稱胸無點墨、文化素養不足的人為“郁樸之人”，怎么解釋？“郁”是“栯”的假借字，“栯”從“木”，是一種軟核的野果，“樸”從“木”是沒有加工的樹干。兩者都加工不夠，內涵不足。所以《論衡·量知》說：“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就是要求官員需要學識，需要文化素養。第二種是因聲求義，也就是弄清古音，才能準確理解古義。清朝兩個大學問家戴震說“故訓聲音，相為表里”，王念孫說“訓詁之旨，本于聲音”，都是說有時候，了解古音，才能了解古義。例如，《論語》里，講了一個子路和孔子一起出行遇到隱者的故事。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這里“食”應當讀“sì”，“見”應當讀“xiàn”，都應當讀去聲。因為這兩個詞都有“使動”的意思。“食之”是“請他吃”，“見其二子”是“讓（子路）見他的兩個兒子”，這是魏晉的經師的讀法，因為那個時候才有了去聲，主動和使動才分開讀。第三種是因義證義。是利用漢語詞義的系統性和引申規律來確證一個意義。訓詁學有本義之說，從漢字字形上能夠看出的意義是本義，很多引申義都是本義聯想出來的。例如：“發”的繁體字寫作“發”，從“弓”，說明它和射箭有關，射箭叫“發矢”，今天軍事上早就不射箭了，可“發射”這個詞還存在，一發炮彈、一發子彈，還用“發”作量詞，都跟他的本義“射箭”有關。這三個方法合在一起，就是“形音義互求”。訓詁學還有很多小的方法，都涵蓋在這個總的方法之下。

　　訓詁學的材料有很多，主要是對古書意義的解讀材料，一般分為隨文釋義（就是典籍白文下面的注和疏）、古代“小學”專書（字書如《說文解字》《玉篇》等，韻書如《廣韻》《集韻》等，義典如《爾雅》《釋名》等）和文史考據資料。

　　中國典籍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歷史背景，在沒有印刷術的時候，書籍都是一卷、一本傳抄的，整理起來沒有科學的辦法是不能得其真的，形音義各自都有發展，還存在方言分歧，讀典籍會遇到很多問題。文字和音韻各自也有自己的難度，但訓詁學離了這兩門不完整。除此之外，還要懂得目錄學、校勘學等文獻學的知識和操作方法。三種訓詁材料都有豐富的內容，問題也很多，要一步一步梳理。訓詁學的難度還在于幾千年的訓詁材料缺乏通論，古人不事空談，講具體材料多，說理論規律大都融在材料之中，需要發掘、解俗，才能傳授。所以，訓詁學重在積累和基本功。培養一個訓詁學有功力的學者，需要的時間要比一般文科長。

　　訓詁學在當代的普及和應用的價值很高，前輩師長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老師陸宗達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倡“訓詁方法的科學化”，他帶著我們創建訓詁學的基礎理論，用現代人能夠理解的話語解讀訓詁材料，減少訓詁學傳授的難度。現在的訓詁學，可以進入高校的研究生課程，這對深層的典籍閱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訓詁學本身的種種綜合性和潛在理論的不易理解，加上材料紛繁錯綜，一知半解往往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出錯的概率會很高。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工作，還要加緊進行。（王寧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