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宋學”？一言以蔽之：宋學，研究宋代的學問。

　　宋代三百年歷史，有多少學問好研究：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與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有豐富的歷史內涵，曾經在10世紀至13世紀的歷史舞臺上，有聲有色地表現過，并留存在人類特定時期的記憶里。以消逝的宋代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種種學問，毫無疑義，都屬于宋學研究，宋代學問的研究。

　　然而，這樣一個平常的命題，卻因清人將漢儒經學重考據的特點概稱為“漢學”，宋儒經學重義理的特點，概稱為“宋學”，變得復雜，以至于后人視“宋學”即為宋代經學之研究。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國初諸家，其學徴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為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曰孝經，曰五經總義，曰四書，曰樂，曰小學。”

　　又，因《宋史》專列《道學傳》，“道學盛于宋”，后人更以以朱子理學視為“宋學”哉！

　　自宋元至明清之古代學者，本無現代學科之界分，即沒有歷史、文學、哲學等等學科分類的概念。顯然，宋元人講“宋代道學”，清人講“漢學”“宋學”，講的都是經學研究，儒學研究，他們沒有想過關于漢代歷史的研究，不止于儒學，對宋代歷史的研究，也不止于儒學研究，絕無以漢學與宋學囊括相關兩個朝代所有學問的想法。時至今日，已有明確之學科概念，當將“宋學”范圍放而大之，未能沿襲古人這種特定的概念，把“宋學”圈子畫得很小：“宋學”就是與“漢學”相對的經學研究，非宋代經學研究者，概莫進來。將宋學視作宋代新儒學研究的專名。持此種觀點的學者，留下的弊端在于：除此之外的研究，皆非“宋學”。那么，試問：宋代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軍事史研究，該叫什么研究呢？它們就不是研究宋代的學問、宋代的學術嗎？當然不是。如果謂之“宋史”，那“宋學”不就成了獨立于“宋史”之外的獨尊之學嗎？

　　“宋學”一詞，近代誰最先提出？眾所周知，是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他在20世紀40年代所撰《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一文中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一言可以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具有深邃現代學術眼光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針對鄧廣銘宋史專著《宋史職官志考正》所作書評，首次提出“新宋學”的概念，其前提就是針對宋史制度史研究而發。所謂“新”，是相對于清代學者所稱的舊“宋學”而言。其所下的“宋學”定義，已跳出與“漢學”相對的狹義“宋學”的藩籬，明確指出：諸凡宋代考古、宋代史學、宋代文藝、宋代思想史等等，均屬宋代學術之研究，都屬“宋學”。當然，他所列舉的文、史、哲幾門學科，僅為舉例而已，不是宋代學術內容的全部。宋代的繪畫、宋代的宗教、宋代的教育、宋代的金石學等等，同樣屬于宋學范疇。在“新宋學”的概念下，“舊宋學”已成為宋代學術的一個分支，兩者不存在抵觸，更談不上對立，而是母體與子體的兼容。

　　清人與陳寅恪先生關于“宋學”的定義，是迄今為止最具代表性的狹義與廣義“宋學”、小宋學與大宋學的命名，也是對新、舊宋學科學的劃界。

　　至于其他種種關于“宋學”的說法，莫不由上述兩種定義所衍生。比如，1985年，鄧廣銘先生在《略談宋學》一文中說：“新儒學即宋學，以及由宋學而又衍生出來的理學”，漆俠先生在《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文中說：“與漢學相對立，宋學是對探索古代經典的一大變革”，等等，都是講舊“宋學”。鄧先生在講“宋學”之后，接著就講“宋史”研究；而漆俠先生在講“宋學”時，特別強調與陳寅恪先生所講“新宋學”之區別：“新宋學包括了哲學（主要是經學）、史學、文學藝術多個方面，涵蓋面是比較廣的”；而“宋學則指的是，在對古代儒家經典的探索中，與漢學截然不同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學風”。顯然，鄧、漆兩位宋史專家所論“宋學”是舊宋學，是宋代經學之研究，而不是論“新宋學”，則宋史的學術研究。

　　1998年，在申報教育部一百個重點研究基地時，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通過幾番討論，對新、舊宋學（大、小宋學），取得了共識：“宋學”，兼容新、舊宋學。在此基礎上，本中心決定公開出版以《宋學研究》為名的學術研究刊物，旨在建設一個以宋史為核心、涵蓋宋代文史哲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承前啟后朝代文史哲研究的學術平臺。（本文摘自《宋學研究》發刊詞。龔延明，系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